前次山士奇以千人破蒲甘军三千人后，汉军在云南行省的边境便愈发活跃了起来。

一场规模不大的边境冲突，就让朝廷多了四五个小藩属国，鸿胪寺接见了诸东南小国的使者后，立刻组织展开了谈判，围绕着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如何通过云南行省，将华夏的商品售卖过去。

至于诸藩属小国没有钱财进行直接贸易？没关系的，朝廷可以派人前往视察指导，以物易物也是可以的，什么金银铜矿、玉石、香料、木料、生药、果脯，只要送到云南行省，朝廷是什么都肯收、都肯要的。

王伦对天下最大的影响和改变，就是培养出了一批务实的年轻官员，敢于谈“利”。

此前儒学昌盛时，官员们是耻于谈“利”的，动不动就把“天子不与民争利”挂在嘴边，仿佛朝廷贪婪无厌，只想着天下百姓那一点儿辛苦钱似的。

被儒家官员们忽悠瘸了的皇帝还当真不少，比如前宋的宋仁宗，以及历史上的明孝宗。

前宋建国后确立了一个治国原则，那就是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，由宋太宗提起、宋真宗落实、宋仁宗发扬光大的。

某种意义上，这个治国原则属于“精英群体小政府执政”，北宋的皇帝们相当于将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推行的权力，主动放手给了所谓的“士大夫”，也就是地方豪族士绅们。

赵佶在位期间，推行的新派改革，其实就是想要将权力从所谓的士大夫手中收一部分回来，只可惜他大肆敛财，都用来自我挥霍与享受了。

王伦上台后则提出了“与万民共治天下”的口号，意图将前宋的“小政府”转为“大政府”，他也靠着对地方豪族士绅集团、大地主大商人阶层的打压和屠杀，将许多分散的权力再度收了回来。

故而新汉就多了相当一批成规模的“国有性质企业”，也即由朝廷和地方官府出面，组织起来的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产业作坊群。

因为在前宋时期，“天子不与民争利”的“民”，并不是指代所有的百姓，而仅仅局限于士大夫士绅家族们。

占了大便宜的山士奇，便在李若水、卢俊义的支持下，又组织了八百骑兵，向云南行省西南方向的香柏城进发，想要将云南行省的疆域再度外扩。

只要占据了香柏城，云南行省就可以打通与印度东北地区的陆地通道，就可以多吸引几个“勐”字开头的小部落、小王国与朝廷建立朝贡关系。

王伦想要打通陆地、海上与印度的交通，这件事并不是秘密，山士奇也是做了大量功课的，他也熟悉张骞的故事，知道东南是有商道可以进入印度地区的。

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认知，后世缅甸北部、印度东北部存在着许多城邦式、村寨联盟式、以及部落联合式的小国，这些小国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中原王朝的朝贡国。

但是在蒲甘国王阿朗悉都看来，这些小国都是被自已和父祖们征服了的，应该向蒲甘王国朝贡，属于蒲甘国的附庸。